《港區國安法》已生效超過500日，但普羅大眾似乎仍有不少疑慮，連一些精英分子、中產人士，也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，倉皇「逃離」香港。
究竟是本港的自由真的有所收窄，還是市民未適應《國安法》？本港法律界兩大「重磅」人物——香港律師會新任會長陳澤銘以及剛交棒的前會長彭韻僖，分別接受《堅雜誌》專訪，大談對《國安法》的個人見解。
陳澤銘堅信，港人的基本人權從沒有受《國安法》影響而喪失，他預期未來幾個月至一兩年間，將會有大量《國安法》案件審結：「我希望在這些案例中，可以得到較為明確的答案。」彭韻僖亦指，法律和社會與時並進，鼓勵市民細看《國安法》條文和案例，加深對一條新法例的認識。
各抒立論，兩位以守護法治為己任的「護法者」，並不約而同地指出，《國安法》確有立法需要，對維護國家安全必不可少。
文：李家翹 圖：黃冠華
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：盼法庭判決釐清《國安法》概念
「市民大眾、國際社會對這條新法例不了解或有疑問，其實是正常的。每一條新法例出台，都會有此階段。」
今年8月31日獲選為新一任律師會會長的陳澤銘，「新官上任」至今兩個月，一直忙於向社會各界解說包括《國安法》在內的形形式式法律議題，以釋除市民大眾的疑慮。對於《國安法》如此重要的新法例，陳澤銘過往出席國際論壇時，也遇到過不少國家的法律工作者向他提出質疑，甚至批評。本港亦有外國領事館非常關注這法例，陳澤銘都認為是正常事，他時常會向關注的人分析《國安法》是怎麼一回事。
面對不同社會挑戰須新方法處理
「每一個獨立主權國家（Sovereign State），都與國家安全這個概念緊扣在一起。若要體現主權，便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國家安全法例，保障國家主權。」陳澤銘解釋，《國安法》絕非香港獨有的新法例，其實所有國家都有類似的法案去保障國家安全，包括一些西方民主國家亦不例外，同樣有自己的《國安法》。
「當然，不同國家要面對的問題不同。」陳澤銘認為香港今日面對的問題，跟三年前（「反修例」風波爆發前）面對的問題已完全不一樣：「今天我們面對不同社會挑戰的時候，需要用一些新方法去處理，我非常理解。」
英美皆有類同《國安法》之法例
過往本港法律界較少比較國際間同類法律，去討論《國安法》的必要性，陳澤銘列舉多個例子，指出美國的「叛國罪」最高刑罰可判死刑，或不少於5年監禁；另有諸如《外國情報偵察法》、《愛國者法案》（USA Patriot Act）等等，都賦予美國調查當局非常大的調查權、拘捕權。英國也有類似的法案如《反恐及邊境安全法案》（Anti-Terrorism Act），除了涵蓋針對恐怖分子，更針對域外司法管轄權，犯案者監禁刑期不短，最高可判10年監禁。
「我指出這些例子其實是想指出，英國、美國都是普通法國家，其實都有自己的《國安法》，雖然寫法跟香港《國安法》並非完全一致，不過目的都是保障國家安全，特別是針對一些會影響國家安全的境外分子，與香港的做法類似。」陳澤銘因其會長身分，認為不宜評論哪個地方的《國安法》比較嚴苛或寬鬆，但他特別鼓勵市民可一併參考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，再比較香港的《國安法》看看是否嚴苛。
陳澤銘解釋，上述國家都曾經是前英國殖民地，她們除了沿用普通法之外，英國亦將其《叛逆法》（Sedition Act）幾乎一致地應用於當地。多年來，每個國家都曾修改過其煽動叛亂的罪行，部分改得更嚴苛也不出奇：「最後我只能夠說，《國安法》並非香港獨有，絕大部分國家都有相類似法案/法例去保障國家安全。」
《國安法》已考慮國際間公認人權準則
《國安法》有其立法需要，但確實有部分事情是「以前做得，現在做不得」，這是否對自由有影響？對此，陳澤銘這樣解釋：「任何新法例出台之後，總會有市民以前可做的事，因為新法例而不准再做，是否影響自由？某程度是的，但重點是這種限制是否合法、是否合理。」
全球多國均有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，保護國家安全何來不合理？陳澤銘認為關鍵在於基本人權會否受新法例影響而喪失。他指出，《港區國安法》第四、第五條，已將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保障人權的條文寫進《國安法》，因此法庭處理《國安法》的時候，需要考慮國際間公認的人權準則。而市民大眾較少留意的是，《國際人權公約》其實容許基於國家安全或公共衞生安全的原因而限制自由：「這點是國際間都接受。」
《國安法》、反修例案件堆積如山
對於《國安法》生效一年多以來仍備受爭議，陳澤銘認為，《國安法》重要而又影響深遠，所以廣受關注是正常事。不過他期望大家明白，在普通法之下，每一條新法例出台，都會有不明確之處：「普通法的特色，就是透過法庭的案例（Cases）、經過法庭的判決，去釐清一些法律上的概念。」
陳澤銘希望法庭能夠加快程序，將《國安法》有關的案件，盡快透過法院審結後，在判詞中對《國安法》的一些具體要求加以釐清，減少大眾的疑惑，「越早釐清，對社會越好」。
另一方面，陳澤銘認為，加快審訊亦正好讓還押候審的被告盡早結案：「如果早一點有判決，他們無罪當然可以釋放，如果有罪他們亦可正式被判刑，對被告、對社會都是好事。」
但問題是，截至11月初《國安法》案件已排期審訊的不多，除了「唐英傑案」已在高院原訟庭審結外，其餘重要的判詞就只有黎智英就《國安法》保釋門檻提出的爭議，由終審法院一錘定音。然而這個案例只談保釋，對市民了解《國安法》四大類罪行並無多大幫助。目前「反修例」以至《國安法》案件堆積如山，坊間已開始質疑，現時是否已到了法庭審案的「樽頸位」。
大量被告工作量前所未見
作為法律工作者，陳澤銘體諒審訊《國安法》案件的難度，因部分案件有大量被告，例如初選案就多達47名被告，幾十人同時應訊，香港法院從未試過，以致法庭需要連續數天，處理至接近凌晨才能完成提堂階段。陳澤銘指出，普通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則，叫「正當法律程序」（Due process），重點是讓每名被告的律師都有足夠機會闡述觀點。然而，幾十名律師在場，可想而知程序必定會非常複雜：「坊間批評律政司太慢，檢控搜證太慢，或者法院太慢，都是把事情簡單化。」
對於解決排審問題有何良方？陳澤銘舉例，司法機構因應涉及眾多被告案件的安排，一般比較繁複，現時已決定於區域法院增設一個特大法庭，可處理同案最多50名被告的社會事件案件。陳澤銘讚揚這是正確方向，可令整個司法程序的時間大為壓縮及簡短。另一方面，陳澤銘指警方在調查過程中，也需要錄取大量口供並記錄案情，繼而交由控方向法庭舉證，在牽涉大量被告的情況下，怎可能不花時間：「情況就像『雙刃劍』（Double-edged Sword），普通法保障被告人，重視『正當法律程序』，當然會花時間。」
人權與國家安全並非完全衝突
陳澤銘樂見司法機構探討不同方法去加快程序，亦相信律政司和警方亦有盡力而為。正如陳澤銘不止一次強調：「人權與國家安全並非完全衝突。」他期望不久將來的案例，能夠釐清到人權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，屆時市民便可得到清晰答案。
